导语

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上，一条“差评”有多大的杀伤力？

它可能只是一个学生深夜的情绪宣泄，也可能是一把被精心打磨过的刀——披着“真实体验”的外衣，精准刺向竞争对手的要害。对教育行业而言，后者的破坏力，往往远远超过一次正面的市场竞争。

不久前，一起由法院终审裁定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把这种灰色操作摆到了台前：一条发布在小红书上的“后悔报班”帖，被认定并非普通用户吐槽，而是一次培训机构伪装成学员差评的商业诋毁行为。发布账号使用的是机构注册登记的手机号，内容未经核实，却以“第一人称体验”迅速扩散，最终被司法机关定性为违法。

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

它只是揭开了一个长期存在、却极少被系统讨论的行业问题——当“差评”成为竞争工具，当舆论场被当作战场，教育行业正在被谁拖入一场看不见规则的舆论战？

在算法加速、平台放大、监管滞后的现实环境下，虚假评价与网络暴力正在形成一条隐秘却高效的产业链。而这一次，司法裁判给出的，不只是一纸判决，更是一条清晰的边界。

01、案件本质：这是一次“伪装成用户差评”的商业诋毁，而非普通吐槽

这起纠纷之所以引发行业关注，并不在于一条差评本身，而在于这条差评的“身份来源”和“传播动机”。法院最终认定，它并不属于普通消费者的情绪表达，而是一种以用户身份为外衣的商业诋毁行为。

从时间线上看，这起案件的起点并不复杂。

2024 年 3 月 31 日，小红书平台账号“小红薯 XXXX”发布文章《我后悔报智博了》，文章以第一人称“过来人”口吻，集中描述某专升本培训机构在英语、计算机、语文、数学等核心课程上的“教学缺失”，并对学习体验给出明显的负面评价。

这条内容迅速在平台扩散，引发讨论。

案件的关键，并不仅在于“内容是否尖锐”，而在于账号的真实身份与发布主体。

根据法院依法调取并确认的平台披露信息，涉案小红书账号虽已注销，但其注册并绑定的手机号为 156XXXXXX09。平台仅掌握并依法披露了该手机号信息。经法院进一步调查核实，该手机号的注册登记主体是一家与被评价对象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培训机构。判决书明确写明：“涉案小红书账号注册手机号为 156XXXXXX09，该手机号注册人为被告。”

与此同时，法院查明，在案涉时间段内，该手机号是由该机构的招生人员实际使用，且使用行为发生在双方存在明确招生合作关系期间。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随机匿名账号，而是一个由竞争机构注册、并交由其招生人员使用的通信资源。

在判决中，法院并未纠结于“差评是否尖锐”“表达是否激烈”，而是围绕不正当竞争的构成要件给出了清晰判断逻辑。首先，原被告均从事专升本培训业务，经营范围高度重合，依法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这一前提决定了案件并非普通舆论纠纷。其次，涉案内容并非基于真实、完整的学员学习经历，而是发布者在未经核实、无法确认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外传播，具有明显误导性。更重要的是，相关表述集中指向教学质量、课程设置等核心商业评价点，整体呈现出明显否定倾向，足以引导潜在用户形成负面认知，从而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基于上述事实，法院明确区分了正常用户评价与商业诋毁的边界：前者建立在真实身份与真实体验之上，而后者则具备虚假身份、竞争动机与定向传播等特征，依法构成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诋毁行为，并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2、行业洞察：为什么“虚假差评”在教育行业尤其致命？

如果把这起案件从具体纠纷中抽离出来，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教育行业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被低估的风险点——评价体系一旦被污染，信任就会瞬间坍塌。

和快消品、线上娱乐不同，教育是一种极端依赖“口碑中介”的消费决策。价格高、周期长、结果不可逆，决定了家长和学生在报名前几乎不可能通过“试错”来判断产品质量。课程效果、教学质量、学习氛围、服务体验，这些最关键的信息，往往只能通过平台评价、经验分享、所谓“过来人”的叙述来间接获取。

也正因为如此，在教育行业，一条看似真实、情绪饱满的负面评价，杀伤力远超它本身的阅读量。它不只是一次观点表达，而更像是一次“信任拦截”——在决策链条的最关键节点，直接把潜在用户拦在门外。

评价，几乎等同于信任担保

从消费心理看，教育产品具有三个极为鲜明的特征：

第一，高客单价。动辄数千、上万的投入，意味着任何一次决策失误都要付出真实而沉重的成本；

第二，强结果导向。考试成绩、升学去向、未来路径，都被高度捆绑在培训效果之上；

第三，信息高度不对称。教学过程不可见、教学质量难量化，消费者天然处于弱势一方。

在这样的前提下，平台评价的功能，早已不仅是“参考意见”，而是承担了某种准背书的角色。很多家长和学生并不是在比较课程本身，而是在反复确认一句话：“有没有人已经踩过坑？”

于是，谁在说话、以什么身份说话，就变得异常重要。一旦评价被包装成“真实学员的亲身经历”，它就天然拥有了更高的信任权重——哪怕内容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核验的数据支撑。

从“自然差评”到“组织化操作”，边界正在被模糊

问题在于，当这种信任机制被看见、被理解，也就必然会被某些人系统性利用。

在行业调研和司法案例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虚假差评不再是个别从业者的“临时发挥”，而是被部分不良机构纳入到完整的招生与竞争体系中。

一些机构并不满足于单点式的负面发帖，而是将“舆论引导”“话术设计”“身份伪装”写进培训材料，作为一项“可复制的技能”传授给一线人员。相关内部培训内容显示，培训并不止于如何介绍自身产品，而是明确拆解：

如何以“学长”“学姐”“过来人”的身份切入；

如何在叙事中弱化直接攻击，转而用“后悔”“踩雷”“替你不值”等情绪表达制造真实感；

如何围绕师资、课时、管理这些核心评价维度，精准击中对方机构的商业要害；

以及，如何利用平台机制，让情绪化内容获得更快扩散。

在这样的体系下，员工的角色发生了明显异化——他们不再只是招生人员，而被训练成一套“舆论执行单元”。有明确分工，有标准话术，有情绪模板，甚至有“什么时候该收手、什么时候该继续放大”的操作指引。

这已经不属于正常市场竞争的范畴，更像是一条灰色产业链：把用户信任当作可被消耗、可被操纵的资源。

平台机制，成了放大器而非过滤器

更复杂的一层在于，平台并非天然的“中立者”。

从内容分发逻辑看，情绪浓度高、态度鲜明、叙事完整的内容，天然更容易获得算法青睐。而虚假差评，恰恰在形式上高度符合这种偏好：有冲突、有情绪、有“反转感”，甚至自带“为你好”的道德姿态。

相反，理性澄清往往节奏缓慢、表达克制、证据冗长，在传播效率上处于天然劣势。结果是，虚假信息往往先一步完成认知占位，而被攻击方即便随后提供事实、证据和判决结果，也很难完全逆转已经形成的印象。

这也是为什么在多起教育纠纷中，企业即便最终胜诉，所付出的隐性成本依然巨大——品牌信任的修复，远比一次判决更漫长、更艰难。

从这个角度看，这起案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某一家机构的输赢。它揭示的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虚假评价被系统性生产、被平台机制放大，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础都会被侵蚀。

而一旦信任不再可靠，最终受伤的，不只是被攻击的企业，更是那些试图通过信息做出理性选择的学生与家庭。

03、法律视角：当“差评”不只是表达，而是竞争行为

在不少教育机构和学生的认知中，平台差评长期处在一个模糊地带——

看上去是用户表达，实际上却可能是竞争行为；

表面是个人账号，背后却可能牵连完整的商业关系。

本案之所以具有行业意义，正在于法院并未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舆论纠纷”，而是明确将其纳入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框架加以审视。

在判决中，法院并未纠结于评价本身“尖不尖锐”，而是抓住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这条评价，是谁在什么背景下发布的，又是否会影响市场判断。

当发布者与被评价对象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内容又未经核实、集中指向教学质量等关键商业要素时，其法律性质便不再是个人吐槽，而是可能构成商业诋毁。

更重要的是，法院的判断并未停留在“账号层面”。

在本案中，司法机关进一步穿透账号外壳，综合考量了手机号注册主体、账号实际使用人、以及发布行为发生时的业务合作关系，从而认定相关行为服务于具体的商业目的。

这也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

“账号不在我名下”“是代理个人行为”，正在越来越难以成为免责理由。

一旦相关行为与企业业务存在现实关联，企业对外部招生体系、代理行为的管理责任，正在被纳入法律视野。

对教育行业而言，这意味着平台并非“风险缓冲带”，差评也并非天然的安全区。

当评价被用作竞争工具时，法律并不会因为其披着“用户表达”的外衣而放松审视。

结语

回到这起案件本身，它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赔偿金额有多高，也不在于某一方的胜负，而在于司法清晰划出了一条边界：“用户评价”不是灰色竞争的遮羞布，平台舆论也不是可以被随意操纵的工具。

在教育行业，这条边界尤为重要。这是一个高度依赖信任的行业。家长和学生往往在信息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一次成本极高、后果极重的选择。一条看似真实的“过来人分享”，本质上承担着信任背书的功能，一旦被系统性滥用，伤害的并不只是某一家机构，而是整个行业的公共信用。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监管层反复强调要整治涉企网络“黑嘴”行为。在“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中，相关部门明确指出，要重点打击捏造事实、组织水军、操纵评价、恶意集纳负面信息等行为，防止网络空间成为商业暗战的放大器。这一导向，与本案中法院“穿透账号外衣、追溯真实责任”的裁判思路，形成了清晰呼应。

对教育行业而言，这既是一条红线，也是一记提醒：

竞争可以激烈，但边界必须清晰；

推广可以主动，但不能越线；

代理可以存在，但责任不能外包。

当评价回归真实，当竞争回到课程、师资与服务本身，

教育行业，才能真正赢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