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冬日，马瑞翎老师发来信息，说要介绍我认识一位朋友——一位正直而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正在推进一个专注于儿童阅读与写作的项目。马老师是我在云南工作期间结识的儿童文学作家，才情出众、心质纯良，人间难得。以往我做云南相关报道时，常请她帮忙联络资源，她推荐的朋友，一向靠谱。

随后，她发来一张与这位朋友的合影。画面中的年轻人不苟言笑，捧着一束鲜花，显然是送给马老师的。我不禁心想，这位看似木讷的年轻人，居然有这般细腻的心思，让人生出几分兴趣。更让我好奇的是，在当下这个教育严重“内卷”的时代，真有孩子不去学习那些能快速提分的科目，反而投身于阅读与写作这类需要长期积淀的课程？选择这样路径的，又会是怎样的家长？

我们很快添加了微信。他叫朱绍宇，云南人，中文专业出身，研究生毕业后，出于对自由的向往，他没有加入“996”的职场大军，而是选择了自主创业。

绍宇兄（其实他比我年轻几岁）显然不是那种囿于书本的文学青年。虽然修读中文，却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对社会和政治现象皆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他的阅读量之大，在同龄人中几乎难逢敌手。我们一见如故，尽管只是在线上初次交流，对很多话题都十分默契。

价值观的高度契合，让成年人之间的交往变得简明而舒畅。但单有价值观并不足够，行动力、做事的方式与方法，才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也决定一段友谊能维系多久。

可如果所有观点总是一致，久而久之，也难免无聊，缺乏碰撞，便难以迸发新的灵感与可能性，易流于空谈。而我逐渐发觉，绍宇兄不仅“会说”，更是一个极具行动力的人，他在践行自己的价值观。这就要回到最初马瑞翎老师介绍的那个读书项目——原道读书。

于是我浏览了他们的公众号，阅读量虽不算高，但所发布的孩子作品却灵气四溢，文笔明显优于同龄人，只是当时未及细读。直至今年二月，绍宇来成都，约我见面。不巧我正出差福建，但在他离蓉前两日，我赶回了成都。

虽是相识数年的朋友，却是第一次线下相见，竟毫无生疏之感。吃罢晚餐后，我们和他的几个朋友又到白夜酒吧，畅谈至深夜。他赠我一本原道读书孩子们的作品集，并谈起创办该项目的初心与抱负，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他在做什么，以及为何这样做。

原道读书的志向，远不止于教会孩子阅读和写作。绍宇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传递一种价值观——往小了说，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力；往大了说，是在为未来的社会塑造新公民。他通过精选书籍、解析文本与写作训练，将自己的想法如细雨般渗透其间，润物无声。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项目已坚持五六年，且初具规模。

今年六月，他联系我，说正在筹备一项游学计划，其中一站是四川，他打算带孩子们前往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镇，并希望由我带队做一次采访实践。作为四川人，我对地震太熟悉了；作为记者，我也曾多次奔赴地震现场。汶川地震时我还在读大学，后来因工作缘故，我曾走访北川、青川、甘肃积石山、也到过映秀遗址。

此前我接触过不少所谓的“研学项目”，大多不过是“春游豪华版”——孩子们走马观花、吃喝玩闹，重在“游”而轻于“学”，一般不会选择地震遗址这般沉重的场所。但绍宇却将汶川震中列入行程，仅这一点，就与市面上大多数研学项目拉开差距。如此富有意义的安排，我自然一口答应。

之后，我先在线上为孩子们做了一场有关采访与写作的分享。直到七月，他们抵达成都，我才真正见到这个团队，以及那些与众不同的学生。在我看来，每一位愿意将孩子送到原道读书、认同这种价值观与教育理念的家长，都是独特的。他们的孩子亦然。

此次四川之行，孩子们不仅前往映秀地震遗址，还走访了都江堰、华西坝等文化地标。而每一处参访点，绍宇都请来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为孩子们讲解：例如在华西坝，邀请四川知名文史专家、年过七旬的岱峻老师；在都江堰，则不远千里邀来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辛德勇亲临授课……如此“高规格”的游学配置，在国内恐找不到第二个。

很荣幸应朱兄之邀，带领孩子们前往这个于我意义深远的地方，完成一次非同寻常的探访。

此行孩子共三十余人，最小的读四年级，最大的九年级，他们熙攘喧哗、自在烂漫。突然置身于这群少年之间，恍惚间仿佛时光错位。这个年纪，恰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为他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采访课，无论于我于他们，都是一段珍贵的经历。

前一天下午，我先为孩子们做了采访准备的分享，介绍了映秀的基本情况、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以及采访中的注意事项。或许是因为刚去了熊猫谷，烈日之下，不少人显得昏昏欲睡。孩子们围坐桌旁，部分人听得很专注，也有些背对着我。

次日，我随他们的大巴共赴映秀镇中。这是我第二次到访，但每次的感受皆不相同。在512地震之前，中国最近的一次大地震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但那时信息闭塞，许多人并未直接感受到悲恸的冲击。512地震则迥然不同，借助网络与电视，加之当时相对开放的舆论环境，全国人民第一时间目睹了灾难的惨烈与种种人为不堪。可以说，512是中国进入信息时代后，第一场震撼全国的大地震。这一点，从后来纪念馆中收藏的铺天盖地的报纸头版便可见一斑。

出发之前，我已对这些孩子有初步了解。绍宇曾发来他们在新疆研学期间的文章，我惊异于他们文笔的敏锐与生动，那甚至是许多成人难以企及的。例如一位名叫戚雨桐的学生，在描写刘亮程的木垒书房周边环境时写道：“十字绣阿姨当即摘了几根黄瓜，用田间浇地的水冲洗干净。这时几声脆响惊起了麻雀，原来是阿姨掰断黄瓜的声响。”

更让我震撼的是，一位叫王云甲的学生，在克拉玛依游学期间竟写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让领导先走”的惨烈大火，甚至在文中附上了事发地友谊馆的设计图，以及火灾中各级领导、官员与学生死亡人数的对比列表。这近乎我们从事调查报道时的专业操作，而王云甲只是一名八年级学生。绍宇说，这并非他的要求，而是学生自发完成。但显而易见，这样的认知必然深受他的影响。

而这一次，在映秀的探访，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或间接的亲历者而言，512地震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即便没有切肤之痛，也与灾区休戚与共；但对出生于2000年之后，甚至2010年之后的孩子而言，那仅是历史书上的一个事件，就如我们看待唐山地震一样。我有些疑惑：他们能获得怎样的体验？他们能否真正与灾民共情？这次探访的教育意义究竟在哪里？

我们先后走访了“万人坑”和地震纪念馆，让孩子们对地震有初步认知，再引导他们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交流，最后才进入漩口中学遗址。三十多度的高温下，烈日如火，所有孩子全程坚持走完，无一人放弃或掉队。后来读他们的日记，我才得知一些孩子前夜未眠，还有些甚至中了暑。

出乎意料的是，原本活泼爱闹的孩子们，一进入遗址现场，竟齐刷刷地安静下来。我想这并非仅仅出于我前一天的提醒，而是那种强大的悲怆氛围，真切地触到了他们。有时，未经世事的幼小心灵，反而比饱经沧桑的成人心更加柔软。

从他们的日记中，我读懂了更多。

“今天我们的任务很沉重，我们要去参观汶川地震的纪念馆，顺着山林的小路向上走，到了半山腰，开始有一些商家卖东西，‘熊猫背包10元，统统10元。’等话，”七年级的赵鸣岐写道，“我很不理解，这里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清幽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合群的声音出现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将疑惑带到纪念馆中。”

九年级的鲍砚耕觉得，“今天我们去餐馆映秀震中纪念馆，用‘参观’二字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了”。八年级的李明轩注意到，在纪念馆内，几个女人不知为何放声大笑。“我不解，这种行为在这种场合是不妥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万人坑”前，我们遇见一位当年参与救援的官兵，此次是旧地重游。同他聊起救援经历，他稍作回忆，仍掩不住沉重，情难自已。当我提出采访请求时，他连连摇头走开了。我们未再打扰。我告诉孩子们，不论我们身为怎样的身份，首先是人，要对采访对象抱有基本的尊重。除非是必须攻克的监督类报道对象，若对方拒绝，便不应强求。

“万人坑”前是遇难者的集体墓碑，没有照片，只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逝去的生命，而生卒年之间的岁月，则是他们的一生。我提醒孩子们注意这一串串名字后面的时间。许多孩子都注意到了那个刚出生14天的婴儿。“他刚出生没多久，可能刚刚取好名字。”“可能还没办好户口呢。”七年级的李佳洋和高艺馨在揣摩着那个仓促的生命，在14天的人间经历了什么。

进纪念馆前，绍宇问要不要请导游，我建议不必，因为馆内陈列皆以汉字说明，且每个人关注点不同，不如把时间留给孩子们自己去探索。这一建议后来被证明是合适的——从学生的作文中能看出，他们更认可这种方式，通过主动探寻，记忆也更为深刻。

读日记才知晓，在纪念馆内，有几位老师和学生当场落泪。还有学生在地震体验环节故意不抓扶手，试图体验真实地震中人们的感受，看自己能否站稳，结果胳膊被轻微磕痛。也有学生注意到，那朵用一位离世小女孩骨灰制成的“生命之花”。

更让我动容的是团队中年龄最小的黄橙，她写道：“进去之后我受不了了，找了个空闲的时间，我逃了出来，外面风景不同，微微地吹着大树静静地晃动，蝉在鸣叫，脚下的蚂蚁正在努力的搬运。又到了博物馆里面，我闭上眼睛，希望不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可他们终究是来了……”我未曾料到，小小年纪的她竟有如此强烈的共情能力。

进纪念馆前，我和绍宇向孩子们表达我们对于地震纪念的看法：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值得歌颂。因此我们对某些宣传词令天然抱有排斥。我们还提到馆内的诗歌墙，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我们认为对这样的大地震，以诗歌纪念也并不相宜。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嗨，而非共情。

我在许多学生的文章中看到这些话所产生的影响。有些孩子甚至找出这一观点的不同出处——有些连我自己都未曾了解——进一步丰富了讨论。

至于地震后能否写诗？我注意到有孩子提出了不同见解，七年级的李习硕写道：“墙上的小诗不是矫情，也不是无病呻吟。学者尽自己所能，呼吁大家共情受难者、帮助这些承受痛苦的人。诗，把感受和实况优美地记录下来，同时，增添几分趣味。”

这非常可贵。正如绍宇所说，他要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学生不用必须赞同老师的一切，只要他们能提出逻辑自洽、发自真心的观点，同样可以挑战老师。

事实上，关于奥斯维辛之后能否写诗、地震之后能否写诗，若抛开亲历者身份，我也并不完全认同“不能写”。

我们必须承认，随着时间流逝、地理距离的拉开，对同一场灾难，不同人因所处的时空不同，悲痛感也有差异。他们虽无法“感同身受”，但他们的悲伤同样真实。他们同样拥有表达的权利。

我们应允许那些身在远方、或身为晚辈，不如我们感同身受的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诗歌、绘画或音乐寄托哀思。作为临时老师，我既理解亲历者对写诗抒怀的排斥，也尊重远方和后来的同胞以诗歌表达哀思——只要不是王兆山、余秋雨之流。

此次活动中，有两位学生家长随行。他们非常认可绍宇的教育理念，对将汶川映秀纳入游学行程更是十分赞同。午餐时，我还听闻，一位未能同行的母亲，在看到孩子的行程和日记后，立即给绍宇转了一笔钱——她觉得绍宇收费偏低，担心因此亏损，导致项目难以持续。还有一位跟随绍宇学习了五六年的学生，今年已升入大学。这个暑假，他主动提出回来，带领学弟学妹们一起读书。

我最初的疑惑逐渐解开：即便教育如此内卷，仍有家长看清分数增长与个人成长之间的差异。将孩子送到“原道读书”的，正是那些真正看重教育本质、重视心性与价值观发展，渴望将孩子培养成“现代人”的家庭。

除了地震本身的破坏，我们也希望孩子们注意观察：哪些房屋倒塌了？哪些没有？原因何在？在天灾之外，是否也存在“人”的因素？我希望此次走访，不仅能让孩子看到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大自然的美丽与无情，也能对社会与政治的复杂性有所领悟。

令人欣慰的是，参观完漩口中学遗址后，我在好几篇学生日记中读到了他们的思考。这些问题意识如同种子，将在他们脑中生根发芽，引导他们成长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那天的活动原计划半天，但实际上用了整整一天，回来时大家已精疲力竭。但我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晚饭前的复盘课上，昨天那些背对着我的孩子，今天全都面向着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知道今天与昨日已然不同。

后来读他们的日记，更印证了这一判断。从交来的三十多篇日记看，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堪称优秀，更有几篇令人惊艳的佳作。

我想，不论对我，还是对原道读书的孩子们，皆不虚此行。

作者简介：赵孟，资深媒体人，新闻从业10年+，长期从事人口、调查类报道，作品曾获云南新闻奖、上海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等。2018年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VLP），2024年获北京大学“《财经》法律与经济奖学金”。